国内首例“抱团养老”暂停三年后

记者｜ 袁璐

编辑｜彭玮

从诊室出来，朱荣林摇摇晃晃地走出医院，妻子牵着他的手。细雨落在他的帽檐上，他缓缓抬头看了一眼天，灰蒙蒙的，又低头看地，发呆。等了几分钟，蒋一纯把车开到医院门口，接朱荣林夫妇回浙江余杭港东村的家里。

蒋一纯是四年前在朱荣林家里参加抱团养老的老人之一。2016年，朱荣林患了膀胱癌，手术后整个人沉闷叹气，夫妇俩联系当地媒体，发了一则“招募启事”，想找几对抱团养老的老人，年龄最好在75岁以下，生活能自理，经济上不能太计较。

当时超过100对老人报名，有10人左右入选。后来的几年里，抱团的老人们由于各种原因来了又走，或不适应，或生活遭遇重大变故，或家中有更年长的老人急需照顾，但很快会有人补位。

这被认为是国内第一个“抱团养老”的案例。

直到2019年底，抱团养老的老人们收拾好各自的行李，准备回家过年。不出意外，他们将在元宵节后，再搬回这个养老的院子里。但是突然到来的新冠疫情打断了他们的计划。

时隔3年多，他们散落各处，各自老去。一些人重聚时，会聊衰老，孤独和死亡，聊生命中无法避免的事情。抱团养老的经历成为他们的回忆，重启也成为他们的期待。

一别多年

2019年年底，蒋一纯和妻子陈姮抱着小狗离开港东村——他们抱团养老的地方，像平常一样回家过春节，一个月后，全国各地陆续封控，港东村也无法进入。

当地政府通知房主王桂芬和朱荣林，十几个人暂时不能聚在一起。王桂芬也担心，自己房子里住的都是老人，如果发生感染，她担不起责任。

回到自己家里，蒋一纯隐隐感觉到，这下暂停应该不止一两个月的事情。于是他们停交了房租。

疫情期间，他在家里要么看书，要么唱歌，放着投影，举着麦克风，唱廖昌永的歌。2015年，他开始学习声乐，买简谱书自学，到网上搜教学视频学。晴天去小区后面树林练，雨天到桥洞下练。他闲不住，无论是年轻时拍纪录片，当群众演员，学声乐，旅游，还是计划重启抱团养老，他要把自己一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。

蒋一纯夫妇的行李物品都还放在朱荣林家，后来怕棉被发霉，过了段时间又回去取回家。想着不久后会回去，衣服、鞋子、气垫床、电水壶就还留在那里。但他没有料到，这一停，就是三年多。

2017年，蒋一纯从杭州当地的报纸上看到朱荣林夫妇招募抱团养老的消息，他打电话给报社，但当时已经有上百名老人报名，只招募10来名，根本轮不到他。这些老人像应聘一样经过筛选后，最终有10名老人住进了朱荣林的别墅里。

朱荣林和王桂芬用来抱团养老的三层楼房

蒋一纯一直留意着这些老人的消息，他想尝试这种养老方式。直到他听说有个老人因为要照顾生病的老父亲，退出来了。他心想机会来了。他跑到报社，领了张登记表，报了名。几天后，他接到朱荣林的电话，让他过去见见。

他开着车，载着妻子，拉了一堆生活用品，开到朱荣林的院子里。眼前一栋淡黄色的三层楼房，院里种着各种花草果木，蔬菜。那天，蒋一纯撞见另外两个过去看房子的老人，其中一个老人被搀扶下了车，蒋一纯心想，这个人肯定不行。后来，朱荣林果然只同意蒋一纯夫妻入住。

在朱荣林的房子里，蒋一纯自觉限缩了自由，走出他自己的房间，便是公共场所，夏天的话，就不能只穿小短裤。去之前，他跟陈姮说，到了那里以后，个性要收敛，公共场所不能太张扬。有人喜欢吃辣，有人喜欢吃清淡，有人油要少一点，摩擦难免。

有次，蒋一纯买了一条鱼，晚上要吃。他把鱼养在缸里，去村里转去了。回来以后，发现鱼肚子朝向天。同住的一个老人说，鱼死了，蒋一纯说，哪里死了，这不还在动吗？老人又说，鱼死了，蒋一纯说，鱼没死。两人关于鱼死没死争论半天，不欢而散。第二天，同一个屋檐下，两人碰了面，相逢一笑，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蒋一纯住进朱荣林的房子里后，2019年前一直没离开过。抱团养老的前两年里，他看到30多个老人来了走，走了来。有些人离开是因为不适应，与别的老人性格合不拢；有些人因为家中有老人需要贴身照料，无奈退出；还有些人在城里置换了房产，又搬回去居住。

他回想抱团养老这两年多，说自己“赶了个时髦”，人都害怕孤独，尤其是老了，更怕。和志同道合的人住在一起，还能开车一起出去玩，饭桌上都是嘻嘻哈哈的，图个热闹。

蒋一纯和妻子本来住在杭州市一套三室一厅的楼房里，大理石地板，橙色皮沙发，沙发旁边摆放着一盆白色的蝴蝶兰，养了4个月，一些花瓣已经开始枯萎。如果不是过两天要出门旅游，他们打算换盆新的，盛放的蝴蝶兰。

“这个是法国的法国电视台的记者爱丽丝，他们在采访朱老师。”“这个是我们去北京中央电视台录制夕阳红节目。”“这个是香港无线电视台，拍的视频。”蒋一纯坐在家里的皮沙发上，指着相册里的照片说，相册很厚，他要用两只手才能捧起。

每接受一次采访，他会留下照片，装进相册，再写上编号，时间和内容。从2018年年初开始，三四十家国内外媒体和七八所大学的老师、学生陆续来朱荣林家采访调研，考察首个“成功”的抱团养老的案例。不过，外界频繁的造访也在改变老人的日常生活，有媒体会要求朱荣林夫妇和蒋一纯夫妇在拍摄过程中“要有一点矛盾的冲突”。

蒋一纯保存着从抱团养老开启到中断的所有资料，还有一本他在抱团养老期间写的日记，几乎每一天的经历和感受都被他写在对应日期页的背面。

蒋一纯在读抱团养老期间写的日记

他想写一个抱团养老的回忆录，在他见过的这些老人的故事中，找几个“典型”写出来。但眼睛越来越花，计划总是被迫中断，现在他想找个人帮他一起写。

一条狗，两个人

蒋一纯把朱荣林夫妇送回家时，清洁工刚打扫完出来，王桂芬进屋放下丈夫的一大袋药品，在客厅和厨房转了一圈，喃喃自语，桌子没擦。那天去了医院，桌子上的东西她没拿掉，清洁工就没擦那块儿。

平日，有两三个清洁工帮她打扫卫生，桌子上东西太多，都是王桂芬喜欢的零食，有花生酥，咖啡糖，客人来了，想吃什么自己拿。

吃了一粒咖啡糖后，王桂芬又转到门口，她养的小狗夹着尾巴站在门前，她唤了声“宝宝”，小狗摇着尾巴到她跟前，晃了晃又走开了。这是一条黄白相间的土狗，13岁了，王桂芬从来不允许这条狗踏进大门，在院子里给它搭个一间简易狗舍。

过了会儿，这只狗又蹲坐在门口，两眼无神，任凭谁使唤，它也不敢进入那间屋子。

陈姮也养着一条狗，叫格格，是一只雪橇杂交犬，跟了她12年，黑白色的毛发，光溜溜的。她去哪都带着格格，当初要搬去王桂芬家里住，她开出一个条件，就是能让狗进屋，王桂芬给了她特例，答应了她。陈姮的狗可以在房子里上蹿下跳，王桂芬自己的狗不可以，狗上了门前台阶，她吼一声，狗就夹着尾巴钻进院子里的棚舍去了。

狗成了他们年迈生活中的重要依靠。这两只狗年龄都大了，有些无精打采的。之前，陈姮有两个“包袱”，一个是她90多岁生病住院的母亲，一个就是狗。母亲她要管，狗也放不下。

蒋一纯心也悬着。出去玩，他不敢喝酒，万一丈母娘有事，要开车赶回去。三年前，医院说老人病危，蒋一纯挑好丧葬一条龙服务，老人又活了下来，拖了几年，今年2月去世了。安葬完老人后，蒋一纯又跟儿子说，以后他走了，火化完把骨灰撒钱塘江，不用留照片，墓地也不需要，每年清明车堵得很，都没地儿停车。

家里现在只剩下狗了。狗不吵不闹，总是依偎在陈姮身后，家里沙发的一角有它固定的位置。现在无论去哪，狗都是她最大的牵挂。

蒋一纯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“儿不管爷，爷不管孙。”他跟儿子说，自己现在身体很好，经济状况也可以，夫妻俩退休金过万，自主活动没问题，“所以不用孩子来关心，他只要把自己的小家庭经营好就行了。”

他认为自己不给孩子添麻烦，就是孩子最大的幸福。在紧要关头，孩子需要他，他会去孩子身边。儿子儿媳忙不过来时，他们也会带着孙女出去玩，去游乐场，去公园，或者爬山。

之前，蒋一纯和妻子去儿子家里，看到孙女每天不是学英语就是学钢琴，他们一去，孩子的学习计划全被打乱了。身边的很多邻居朋友，像钟摆一样，每天按时接孙子孙女放学，给孩子做饭，过一成不变的生活，蒋一纯觉得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，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。

生活上，陈姮更依赖自己的“小姐妹们”。每天下午，她吃完晚饭后，7点和小姐妹们坐在星巴克喝咖啡聊天，直到晚上八九点再回家，带着狗到楼下公园散步。

这些朋友里，谁身体好不好，大家心里都有数，每天都问候一下。一个小姐妹的老公生病了，股骨坏死，女儿远在宁波，朋友们轮番问候照顾，帮着买药、送饭、接送；还有一个朋友的老公得了癌症，定期到医院化疗，蒋一纯开车接送了好几次，帮着搬轮椅，拎东西。对他来说，一脚油门的事，比找孩子帮忙方便多了。

朱老师，你要看得开

从医院回家后，朱荣林钻进了自己的卧室，打开空调，又把刚买的氧气拿出来吸几口。每个月固定的时间，王桂芬搀扶他到医院复诊开药，从前列腺科看到心肺科，他准备了一堆问题问医生。

朱荣林今年84岁了，因为腿脚不便，走路颤颤巍巍，更缓，更累，更小心，他的房间从二楼挪到一楼。

大多数时间，他都待在房间里，变得沉默寡言。医生判断朱荣林有轻微抑郁症，王桂芬说，大家一起抱团养老时，人多热闹，打牌聊天唱歌跳舞，朱荣林也跟着他们一起在客厅跳舞，说说笑笑，人也开心。

现在，家里冷清了，三层楼房，十个房间，只剩两个老人和一条狗。朱荣林现在精力有限，以前热衷炒股和打麻将，现在也没那劲头了。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容易乱想，担心自己身体不行了。

每个周五，王桂芬的妹妹会来接他们夫妻到饭店吃顿好的。朱荣林坐在凳子上，像一根枯瘦的木材，陷在暗红色的棉服里。他戴着一顶鸭舌帽，后脑勺露出几茬白发，额头的几道皱纹像刀刻上去的，脸颊的老年斑像几块棕色的补丁盖在皮肤上。他的声音微弱无力，像有东西堵住喉咙，艰难地吐出一两句话，就得清清嗓子。

菜上来，王桂芬往丈夫碗里夹了一只虾，一块东坡肉，几片青菜。朱荣林两只手各叉着一根筷子，颤抖着将肉捣成两半，再小心翼翼夹起来塞进嘴里。蒋一纯坐在朱荣林旁边，也给他夹了一只虾，接着聊起死亡。

“能吃的时候多吃点，谁知道明天呢？”蒋一纯这么一说，朱荣林跟着笑起来，露出两排白牙。

“朱老师，你要想得开。”蒋一纯一边说，一边往嘴里塞了块鱼肉，接着说，“你看煤矿倒塌，早晨他们还高高兴兴上班去，跟老婆说晚上回家吃饭的，跟孩子说放学后来接你的，但是矿难他们就埋在下面了。”朱荣林一边听一边点头，一边吃了只虾。

“朱老师还算好的，之前我们一起住的小林，不到60岁死掉了。”小林患子宫癌之后，想到热闹的地方住，她丈夫陪她到朱荣林家里，住了一两年。

蒋一纯说他没有想过要活到八九十岁。他设想如果能够活过70岁，就赚了。今年，他71岁。

一些现实也在偶然间提醒蒋一纯，他在变老。当他走到镜子前，看到脸上的皱纹，皮肤更松弛，会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样子。当他弯下腰去捡掉落的果皮时，他感觉头会晕，手脚不那么灵活了。头发也掉得更多，头顶一圈几乎掉光了，常年戴着鸭舌帽，稀疏的头发露在后脖颈。他有轻微的前列腺炎，有时候尿频尿急。

衰老的还有牙齿。两年前，他找了最好的医院，挑选最好的种牙材料，瑞士进口的，替换掉自己的坏牙，几颗大牙表面又镶了一圈金，花了13万多，咬合力跟真牙差不多，又白又整齐。他用手指敲了敲他的几颗门牙，发出轻微的叮叮声。

现在不怕了，吃硬的东西也敢用力嚼，唱歌也不漏风，看上去人也更年轻了。但装完假牙后，知觉不如从前那么敏感，有时会突然漏口水。这口“麻木”的假牙将伴随他直到死亡。

人可以老，但是服饰他不愿将就。去店里买衣服，他要东挑西选，直到看到中意的。如果穿的是灰裤子，上衣的颜色不能太浓烈。出门前，衣服一定要搭配到自己满意。

“人要先学会自我欣赏，不要管别人怎么看自己。”陈姮说，她盘腿坐在沙发上，穿着一件宽松的驼色毛衣，驼色针织阔腿裤，看手机上的股票变化情况。有人叫陈姮阿姨，蒋一纯说，不要叫阿姨，叫阿姨就有代沟了，要叫姐姐。

她有一个消遣：外出游玩时，给丈夫拍各种姿势的照片，然后做成视频。照片里的蒋一纯要么做着鬼脸，要么抬着一条腿，陈姮喜欢把他“拍得有活力”。

最近，蒋一纯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，想把抱团养老期间写的日记都敲进电脑里。初始设置时，他把电脑的密码记在一个小本子上。那天，他想把电脑里的音乐拷贝进移动磁盘里，密码输了很多遍，始终是错的。想了很久，怎么也想不起当初设定的密码了。

他开始找小本本，从客厅找到书房，从书房找到厨房，又从厨房找到厕所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，就算他找到了，也不知道怎么使用这台电脑。

陈姮在一旁幽幽地说，这时候如果孩子在身边还是好的。蒋一纯站在房间一个角落，默不作声，继续想密码。

番茄的理想

那天的饭桌上，王桂芬用热水给朱荣林煨了一瓶肠内营养剂，又拎出一个矿泉水瓶，盛的是她从家里带来的白酒，往高脚杯里倒了大半杯。她年轻时是化工厂厂长，工作累的时候，她也喝两口。陈姮也倒了半杯，说陪她喝。

蒋一纯要了一罐番茄汁，倒进高脚杯，呷一口，口感清爽。一看，叫番茄的理想，上面写了一句“用理想，把青春留住。”他盯着这句话看了看，自顾自地笑起来。蒋一纯现在最大的理想是重启抱团养老。

饭后，王桂芬和蒋一纯坐在一楼餐厅的红木圆桌前，商量抱团养老重启的计划。朱荣林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他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来打点重启的事情。王桂芬要照顾丈夫，也没有时间顾及这些事，但他们信任蒋一纯。房租由朱荣林夫妇定，选人的事则交给蒋一纯。

蒋一纯牵着朱荣林的手离开饭店

有之前一起抱团养老的老人催促朱荣林“赶快行动”，也有人打电话给蒋一纯，但他想“稍微再选择一下人员。”

他的想法是，“这个团体更符合规范化，更有质量，不要参差不齐。”

最直接的，他希望抱团养老的人经济水平旗鼓相当，这样就不会在钱的事上斤斤计较，比如买大鱼头还是小鱼头、理发去市里找8块的店还是在附近剪10块的、电费平摊是否不公、轮流买菜的交通费要不要报销等。

他还提议，未来一起抱团养老的人“不要搬弄是非，东挑挑西捡捡的”，一定要“志趣相投，脾气不能太古怪”，这样至少能聊到一起，玩到一起。此外，也要规定来者不抽烟、没有传染病。

王桂芬点头应和着。她知道就算老人们重新聚在一起，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但她坚信快乐总是大于那些琐碎争吵的。

“家庭出身，阅历，工作，个人修养都不同，要磨合在一起确实有难度。”蒋一纯先开口。

“夫妻都要磨合的，有时候一辈子都磨合不好的，对不对？”

“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外地人。”说到这里时，几滴口水从蒋一纯的嘴里流了出来。当他意识到的时候，口水已经滴到桌子上了。

“外地的人生活习惯更不一样了哦。”王桂芬心里有些拿不定主意。之前有一个西安的老太太突然找过来，背着一捆棉被和一罐辣椒酱，说要加入抱团养老。老太太的女儿在广东打工，她一个人没有去处。但没有房间了，王桂芬让她在沙发上睡了一晚，又把她劝走了。

“作为抱团养老，其实应该比较有包容性的，就要允许各方面的人，包括经济条件，思想意识，文化层次不同的人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们毕竟是个小团体了，层次相差太多了，折腾不起。”

“不能再招那种比较固执的，一根筋的了。有一次宁波来住了一个人，是她女婿跟女儿开车送来的，这个女性是街道办事处的主任，给我们大家一些罐头和泥螺吃，那谁就说她腐败了。”

“前面我记得，我没听到她说最后这句话呢。”

“哎呀，她说了的，搞得大家都不开心，气氛很紧张。”

王桂芬剥开一颗花生酥，扔进嘴里嚼起来。

“上次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有个人，家底有几千万，女儿女婿都是证券公司的，他愿意过来。但是他看中的是你儿子的房间。”

“那人我处了两次，不错的。”

王桂芬原先在养老的房子里给儿子留了一间婚房，儿子对让出这间房没意见，但王桂芬担心儿媳不同意，她打算再去沟通一下。当初她的女儿也有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被别人看中以后，女儿女婿就把房间让出来了。

王桂芬当初想找几个能陪丈夫打麻将的人，这能让他分心，不只想自己的病，才发布了抱团养老招募启事。

这个抱团养老协议是在2017年7月定下的，蒋一纯2018年1月去了后，曾经提出过修改意见，比如谁摔跤了，出了什么意外，谁来负责，协议里没写。他提出了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，住在一起的人，相互之间不能算计，不打听别人的隐私，要搞好个人卫生，公共场所要有礼貌等等。但一直没修改。

抱团养老的重启还没有具体时间。朱荣林身体不好，协议的内容还要进一步完善，人员也要慢慢筛选。蒋一纯在等待一个时机，只要找到“理想的人”，他就启动，他还想和政府谈判，希望争取在水电费上给一些优惠。

前不久，有一个上海来的人看到抱团养老的新闻后，找到蒋一纯，说也想搞一个抱团养老的分支机构，在崇明岛。蒋一纯过去考察了，看了一圈下来，觉得那个地方周边居民多，很多地方没开发，出去玩交通不太方便，这事儿就没成。

聊着聊着，蒋一纯说起那些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的老人们。

有一对60岁左右的“小姐妹”，原来是同一个工厂的工人，一起工作20多年，关系就像亲姐妹一样，但是两个人从来没住在一起过。两人退休后来了这里抱团养老，住在一起矛盾来了，为什么？一个要打呼噜，另一个就睡不着觉。“一个月后就回去了。”

王桂芬又拿起手机，眯着眼，翻出微信聊天记录，递到蒋一纯面前。

“你看，向阳花现在在泰国，还和老外跳舞呢！”向阳花是之前和他们一起抱团养老的一名租客，60来岁。

蒋一纯脖子一伸，脑袋凑过去，盯着手机屏幕看。“嗯，真的是她。她看着状态不错的。”

“你看还有她唱歌的视频。”王桂芬又翻出一段聊天记录。视频里，向阳花唱了一段京剧。“她的日子过得不错哩。”王桂芬边说边收回了手机，长长叹了一口气后，房间里安静下来。屋外，雨滴落在青石地板上，湿漉漉的。朱荣林在开着空调暖气的房间吸氧。

三月下旬，湖南一家报纸征求朱荣林的意见后刊登了重启抱团养老的招募启事，朱荣林顾不过来，一切交给蒋一纯。

傍晚，有位天津老人打来电话，蒋一纯问了他的情况。老人75岁，有妻女，想独自一人参加抱团养老。蒋一纯想了想，告诉他说，你的年龄偏大，而且有妻子女儿，如果一个人来，不现实。

微信编辑｜崩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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